No.11 执行异议(之诉)与确权之诉之间是何种关系(上)?

惠君儿 发表于 2020-11-22 16:14:15 | 打印


执行异议,是指在执行过程中,案外人主张自己对执行标的享有实体权利而请求执行机构中止执行,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因强制执行而受到不利影响。在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执行机构应当按法定程序进行审查。理由不成立的,予以驳回;理由成立的,应停止执行。在执行机构驳回案外人的执行异议时,如案外人对此不服,可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在执行机构认定执行异议成立而中止执行时,如申请执行人对此不服,也可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可见,执行异议是执行异议之诉的前置程序,只有经过执行异议,对人民法院的驳回裁决或者停止执行裁决不服时,才能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对于上述程序设计,有学者从立法论的角度提出质疑,认为此种制度设计不尽合理,应予取消,理由是:第一, 案外人异议事关实体问题,执行机构对其进行审查,有悖于审执分立的初衷,尤其是在实践中相当数量的执行员不具有审判主体资格的情况下,这种情况更为突出;第二,将执行机构的审查作为案外人、当事人提起诉讼的前置程序,意味着在诉讼之前增加了一个环节,未必有助于执行效率的提高;第三,前置程序的设置损害了债权人的权益,增加了债权人实现权利的成本,因为它要求债权人在执行名义之外提供资料或者提起诉讼,证明其确实享有实体权利。

笔者认为,执行异议的成立与否涉及到对案外人是否对执行标的享有实体权利进行审查,因而最终必须通过执行异议之诉来解决,但这并不意味着将执行异议作为前置程序没有意义,因为执行异议之诉作为一个完整的诉讼程序,必然费时费力,而如果将执行异议作为前置程序,就可以将大量执行异议案件排除在审判程序之外,以实现执行程序对效率追求。

当然,执行异议作为前置程序能够发挥上述功能的前提,是执行机构在对执行异议进行裁决时,应尽可能与审判机构在执行异议之诉中采取的标准相同,从而使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基于对诉讼结果的预测而认为在执行机构对执行异议作出裁决后没有再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必要。也就是说,当事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是因为对执行机构关于执行异议的裁决不服,而如果执行机构与审判机构在判断执行异议能否成立时尽可能采取相同的标准,就能够通过执行异议消化大量执行异议案件。就此而言,无论是执行异议还是执行异议之诉,均应对案外人是否享有实体权利进行确认,并基于此确认判断执行异议能否成立,二者的区别仅仅是效力上何者是最终具有决定意义的判断。此外,考虑到执行异议前置的功能是要尽可能将执行异议“消化”在执行阶段,防止大量执行异议进入到诉讼阶段,因此,只有执行机构对执行异议进行实质审查且在标准上与执行异议之诉保持一致,这一功能才能得到实现。可见,那种认为执行机构在对执行异议作出裁决时仅进行形式审查,执行异议之诉才进行实体审查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问题是,判断案外人提出的执行异议能否成立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对此,2008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规定:“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所有权或者有其他足以阻止执行标的转让、交付的实体权利的,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的规定,向执行法院提出异议。”据此,“所有权或者有其他足以阻止执行标的转让、交付的实体权利”即是判断案外人异议能否成立的标准。2015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465条规定:“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的异议,经审查,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的,裁定驳回其异议;(二)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的,裁定中止执行。驳回案外人执行异议裁定送达案外人之日起十五日内,人民法院不得对执行标的进行处分。”据此,判断案外人提出的执行异议能否成立的标准,是案外人对于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可见,两个司法解释虽然都规定了案外人只有对执行标的享有一定的实体权利方可阻止强制执行,但也都没有明确规定何种权利可以阻止强制执行。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根据物权优先于债权以及债权之间平等的原则,只有当案外人能够证明其对执行标的享有的是所有权或者其他物权时,才能阻止强制执行。在实践中,此种观点不仅使得执行异议之诉常常成为一种确权诉讼,还可能导致当事人为提出执行异议,不得不另行提起一个确权诉讼(张卫平:《案外人异议之诉》,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1期)。不仅如此,由于确权的实体依据是物权变动规则,因此,只有符合物权变动规则,人民法院才能确认权属,这就可能导致大部分提起确权之诉的当事人因不满足物权变动的要件而无法获得物权,进而导致其提出的执行异议被驳回。这就可能产生一些不公平的结果,尤其是在采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情况下。

如果严格贯彻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要求,则只有取得登记的不动产买受人才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而未取得登记的不动产买受人仅仅是债权人。在此情形下,如果认为只有所有权才能阻止强制执行,则当出卖人的债权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仍然登记在出卖人名下的不动产,尚未办理过户手续的买受人即无法提出执行异议,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标的物被强制执行。虽然此种处理方式在一般情形下并无不妥,但在特殊情形下,也可能会带来难以容忍的结果。例如出卖人已经标的物交付买受人占有使用,且买受人已支付全部价款,只是未办理登记手续,此时若不区分情况一概允许出卖人的其他债权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仍登记在出卖人名下的财产,可能会对受让人产生极为不利的后果。而从法感情上看,如果买受人对于没有办理登记不存在过错或者并非因买受人的原因没有办理登记,而其他债权人也并非基于对出卖人享有房屋所有权才对出卖人享有债权,此时如果允许其他债权人申请对登记在出卖人名下的房屋强制执行,显然难谓公正。

为了解决实践中出现的不公平现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法释[2004]15号)第17条规定:“被执行人将其所有的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出卖给第三人,第三人已经支付部分或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但尚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第三人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如果第三人对此没有过错,人民法院不得查封、扣押、冻结。”

应该说,上述司法解释考虑到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从而为人民法院处理类似问题提供了依据。问题是,上述司法解释的法理依据何在呢?一种观点认为,根据上述司法解释,即使没有办理过户手续,但如果作为第三人的受让人已经支付部分或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且如果受让人对于没有办理登记手续没有过错,就应认定受让人已经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人民法院不得对该财产实施查封、扣押、冻结。也就是说,上述司法解释对于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在采登记要件主义的同时,还辅之以过错原则,即如果受让人没有办理登记是因为登记部门的原因或者其他非受让人所能控制的原因造成的,则不影响所有权的移转。言下之意即是,上述司法解释旨在修正完全以登记为生效要件的不动产物权变动模式。事实上,在《物权法》的制定过程中,也确实有不少学者认为完全以登记为要件的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存在缺陷,并提出应对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进行修正(至于具体的修正方案,笔者还将在后续文章中讨论)。

正是因为不少人认为上述司法解释旨在对将登记作为不动产物权变动之生效要件进行修正,因此在实践中,有人认为,《物权法》实施后,该司法解释的这一条不能再继续适用,理由是《物权法》严格贯彻登记生效主义,当事人没有办理登记手续,所有权不发生变动(参见《物权法》第9条),因此,无论第三人有没有过错,人民法院都可以查封、扣押、冻结仍属于出卖人的财产。笔者认为,这种理解有欠妥当,因为上述司法解释制定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实践中因严格贯彻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而可能带来的问题,而我国民法采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在《物权法》通过前后并无不同。

为了避免了实践中产生上述误解,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0号)第28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可见,最高人民法院不仅坚持了2004年司法解释所确立的基本精神,而且在买受人提起执行异议的适用条件上更加宽松,例如将买受人已经支付全部价款改为“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并将买受人对于未办理登记没有过错改为“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

笔者认为,上述认为司法解释旨在通过过错原则来修正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观点值得商榷,因为坚持这一观点的结果将导致如下结论:只要受让人没有过错,则不动产物权变动不再以登记为要件。这显然与现行法相冲突,也不利于保护与出卖人进行交易的其他当事人的交易安全。因此,笔者认为,与其说上述规则反映的是形式主义物权变动原则的被修正,不如说这一规则反映的是债权平等原则在特殊情形下被突破。也就是说,根据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未经登记的受让人应处于债权人地位,但在特殊情形下,法律赋予此种债权具有一定的物权效力,因而与出卖人的其他债权人相比,不仅处于优先地位,而且还能够排除强制执行或者击破破产。登记前不动产买受人的此种具有物权效力的法律地位,在德国法上,被称为物权期待权。

当然,在德国法上能够获得物权期待权的主体并不限于登记前的不动产买受人,还包括保留所有权买卖中的买受人等。不过,就登记前不动产买受人的物权期待权而言,依德国民法典的规定,须以当事人已经向登记机关提出过户申请为要件。也就是说,虽然当事人未完成登记,但却已经向登记机关提交了登记申请。由于德国的不动产登记采在先申请原则,一旦当事人已经提交登记申请,则意味着其他买受人无法办理登记,故申请在先的买受人可确定的获得物权。在此背景下,德国民法理论认为,虽然当事人没有办理登记,但却已经获得了取得相应物权的期待地位,且此种期待地位不同于一般的期待,而是一种应受法律特别保护的权利,即物权期待权。值得注意的是,在德国法上,由于物权期待权虽然不是物权,但却可以排除强制执行或者击破破产,因此也被称为物权性的权利。可见,德国民法理论区分了物权和物权性的权利,认为能够阻止强制执行的实体权利不仅包括物权,也包括物权性的权利。而所谓物权性的权利,除了物权期待权外,也包括经预告登记的权利(有争议)。

笔者曾经较早提出借鉴德国法的理论,以物权期待权理论来解释法释[2004]15号第17条(参见拙作:《物权诉讼:原理与实务》,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不过今天看来,无论是法释[2004]15号第17条,还是法释[2015]10号第28条,其内涵和外延均与德国法上不动产买受人之期待权有显著不同,似无法以物权期待权理论进行解释。所以,笔者认为,对于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还是要另行寻找理论基础。最近,有人提出,可以通过“双层理论”来构建执行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的裁判标准,即除了物权可以排除强制执行外,一些较之普通债权具有优先效力的特殊债权也可以排除强制执行:前者须满足物权变动的要件,而后者则是债权竞合的产物(参见赵晋山、王赫:《“排除执行”之不动产权益——物权变动到债权竞合》,载《法律适用》2017年第21期)。笔者赞同上述思路,但是也要指出,尽管债权平等原则在我国法上存在大量被突破的现象,但是对特殊债权的保护,并非都是通过排除强制执行来实现的。法律对特殊债权的保护,除了赋予某些特殊债权排除强制执行的效力外,还可以通过非金钱债权强制执行与金钱债权强制执行的竞合规则以及金钱债权执行与金钱债权执行的竞合规则来解决,因此,对于究竟何种特殊债权能够排除强制执行,也须认真思考,否则就是一笔糊涂账。笔者认为,只有具有物权效力的特殊债权(当然,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物权性的权利),才能赋予其排除执行的效力(关于这一问题,容后详述)。

总之,能够排除强制执行的实体权利,显然并非仅指物权(事实上,即是物权,也并非一定要通过赋予其具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效力来对其进行保护,例如对于担保物权,法律就是通过使其在参与分配中优先受偿来进行保护的),而且还包括一些物权性的权利。就此而言,执行异议之诉与确权之诉的裁判标准不同,显然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制度,不能混为一谈。当然,这也是2007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增设执行异议之诉的重要原因。

当然,也应看到,在实践中,当事人提出执行异议的理由往往是其是标的物的所有权人或者其他物权人。在此情形下,判断当事人执行异议能否成立,就应先对标的物的权属进行确认。也正因为如此,《民事诉讼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当事人也可以在执行异议之诉中一并请求确认权属。不过,由于执行异议(之诉)与确权之诉的裁判标准不同,执行异议(之诉)的实体权利范围要宽于物权,因此,当事人请求确认权属的诉讼请求可能被驳回,但其请求停止执行的诉讼请求则可能获得支持。本文是从实体法上探讨执行异议(之诉)与确权之诉的关系。下一篇文章,我们将从程序上检讨二者的关系。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资源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立即注册

x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立即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国内网站建设费用联盟

© 2017-2018 cqydfl.com